■本报记者 陈彬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外转化为具体的技术和应用成果，进而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另一个则是向内转化，实现知识体系创新和教学内容更新，推动实验教学手段的升级等，这点相对来说是隐性的，但对于创新人才培养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

不久前，《中国科学报》曾以《科技成果转化，高校应做“擅长的事”》为题，就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专访了东北大学校长赵继（详见《中国科学报》2020年6月30日第7版）。文章刊出后颇受关注，很多人都针对他的观点发表了看法。然而，赵继自己却觉得“作为一校之长，如果仅仅将关注点放在科技成果向社会转化的问题上，视野是不够的”。

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早已不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而是开始尝试与经济发展和产业革新紧密结合，其间，作为高校重要使命的科研工作也在经历着自身的革新。“这种变化的重要性无需赘述，但在这一过程中，高校的确需要做进一步思考，那就是应该怎样对我们的科研进行定位？”赵继说。

将学生培养置于知识体系创新过程中

《中国科学报》：在谈及科研成果转化问题时，您曾提到大学应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但您觉得大学擅长的事情与社会最期望大学做的事情是统一的吗？

赵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在我们与一些社会机构乃至管理部门打交道时，会发现对方很自然地希望大学的科研成果能够尽快落地，转化为产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甚至能够孵化或创办一些企业。这一想法本身是无可厚非、易于理解的，因为此类的科技成果产出是显性的。

但实际上，大学最擅长、最重要的任务是立德树人、培育英才，为社会持续发展和创新驱动培养后备力量。不过，由于人才培养的周期较长，而且前期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这就导致高校与地方在高校职能诉求方面产生一定的“夹角”和“相位差”，同时也造成了一些高校在对外打交道时，有时显得不是很“理直气壮”。

因此，我们需要强调，一所大学为国家、区域和相关行业培养领军人物和创新骨干人才，这是最重要的。这一观点看似显而易见，但在现实中却往往会陷入迷茫和无奈。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在培养社会栋梁和行业领军人才的问题上，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赵继：首先需要强调，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外转化为具体的技术和应用成果，进而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另一个则是向内转化，实现知识体系创新和教学内容更新，推动实验教学手段的升级等，这点相对来说是隐性的，但对于创新人才培养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只要知识体系是旧的，无论教师的教学方法多么高明，都不能算是高水平的教学。

对于高水平大学而言，在加速推动知识体系创新的过程中，培养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人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这就好比10年前，我们根本不可能完全预测到区块链等技术在今天的蓬勃发展，但如今活跃在区块链技术前沿的很多研究人员，却是10年前正在高校求学的学生。那么，针对10年后才会出现的那些我们可能连概念都不知道的新技术领域，今天的高校该如何为其准备好人才？这是高水平大学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显然，当前“每出现一个新领域，就创建一个新学科”的方式是跟不上时代的。相较于具体的知识储备，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反而应该是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实践能力。学生一旦拥有了这种终身学习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其创新基础便会相对牢固，也更能够适应未来的发展。而要使学生获得这样的能力，就必须把学生培养置于前沿性知识体系的不断创新之中。

这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研究和科技创新活动，恰恰是支撑明天产业诞生和发展的科学技术基础。将其置身其中，就会产生如俗语所说的效果——即使没有吃过“猪肉”，但至少他们见过“猪跑”。

“教书匠”也应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在大学里，一个“好老师”的标准是要将学生带到科技前沿，但在目前的高校中，似乎存在另一个教师群体，他们并不擅长做科研工作，但却专心于教学，而且拥有很高的教学水平。对于这种“教书匠”式的教师，您作何评价？

赵继：首先，那些默默奉献、安心岗位，视教学为天职的教师是可爱且令人尊敬的，我们也应该给予其应有的肯定和评价。然而，由于教学效果显现的长周期性，以及建立教学效果的客观标准存在一定的复杂性，非专业人士通常很难一下子对高质量教学给出准确定义和评价，社会上通常的理解是能让学生考出高分就是高水平教师。

在很多人看来，教学效果的好坏，学生比较有发言权。但在一些专业课的高水平教学中，学生往往更看重老师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是否能激发他们的兴趣点，但终极标准还是能否使他们得到高分。这样的评价标准显然是片面的。

比如，有些老师讲课语言并不是很生动，但学术水平很高，特别在专业课教学中，他们能够将学生带到科技前沿，那么从学生长远的发展角度看，这类老师就应该是好老师。真正培养大师的大师，并不一定都是语言表达能力杰出的人，而是那些建立在卓越学术基础上且用心教书育人的老师。

这就回到了我们此前探讨的问题，即科学研究如何反哺教学？大学的知识体系一定要处在不断变革、更新和持续提升改进的过程中，如果大学的教学脱离科技前沿，便一定不会有太高的质量可言，这与老师讲得生动与否不能直接画等号。

《中国科学报》：您似乎不太赞同这种纯“教书匠”式的教学模式。

赵继：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大学教学，在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里，我的确不是十分赞同所谓只做教学不做科研。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类现象客观存在，而且我们也要给认真做纯教学的教师一个恰当的评价和鼓励。只不过，如果一所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大量存在此类型教师，学校的学术水准和人才培养质量是很难有实质性提升的。

需要强调，我并不认为我们不应关注这些群体，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鼓励和创造条件，支持这些教师开展教学和研究结合，同时，也需要有恰当的方式或晋升通道对他们作出评价和激励。比如，在某些国外高校，这类教师有单独的职称序列。国内高校也可以把其中最优秀的教师提拔为教授，但如果这一范围铺得过大，则有可能影响高质量教学，特别是创新人才的培养。

《中国科学报》：您所提到的教师通过出色的教学被评为教授的现象，目前在很多高校都存在，而且很多高校对此都大力宣传。

赵继：在当前教育教学受重视程度依然不足的当下，通过破格提拔教学型教师的方式松动一下过于僵化的评价体系，同时鼓励教师安心教书育人，对此我是非常支持的。而且，在东北大学，我们也进行过相关的实践，效果是好的。但我依然要强调，这种做法在高水平大学里一定要在小群体中进行，如果一味地盲目铺开，就会使职称评定问题变得极为复杂，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此外，此类教学型教师往往教学工作量较大，且通常以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为主。我还是主张专业课教师要做到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其实一个好的大学老师，第一职责一定是培养学生，即使其学术地位再高，培养学生都应是其最重要的职责，只是这种职责只有在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的环境下才能高水平实现。

破“五唯”，同行评价是关键

《中国科学报》：在教学问题上，国外高校似乎并不存在知名教授不给学生上课的现象，但在国内这却是一个需要经常强调的问题，您认为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赵继：其实很多问题粗看之下感觉不可思议，但如果进入到实际的情景当中，就会发现其现象的产生是很自然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然相信如果一所大学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按照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大学自身的定位科学发展，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态势，而且我们也相信大部分高校对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都有着明晰的认识，它们也知道作为高校，更该关注人才培养尤其是创新人才的培养。但问题在于，当有关部门进行资源配置时，教学业绩往往不容易定量评价，彼此相差不多，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科研业绩。

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我们对高校的管理重心还比较高。如果能在大学评价和拨款制度上进行更大的改革，将更大的权限划归高校，大部分高校是知道自己该如何办学、如何生存发展的，但正是由于不同高校在资源分配时的评价“指挥棒”效应，导致高校要承担更大的科研压力。而这种压力在学校内部是一定会传导到教师身上的，这也就使得知名教师为本科生上课成为一个需要用制度去约束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针对您所提到的评价问题，近两年国内一直在大力倡导破“五唯”，您认为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注意哪些方面问题？

赵继：“五唯”的出现，除了客观历史因素的影响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学科、学术和教学进行评价时，评价者往往对相关领域并不完全了解，甚至还会有一些行政领导者的参与。正是由于这些参与“大同行评价”的人员往往不是真正的“同行”，才导致评价者在评价时更倾向于“看简表”“数数量”，这正是“五唯”产生的土壤之一。

因此，要想做到破“五唯”，建立一套真正的同行评价体系至关重要，这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环节便是提升评选委员会的评委水平。他们与受评者既需要是同行，同时在学术造诣上还要更高一筹，而且要公道公平、作风正派。建立这样一套相应的制度规范和一支评审专家队伍虽然不容易，但意义重大。

此外，科研评价在现实中的一个更为复杂的难题在于，高校中教师科研能力和水平的分布往往符合所谓“二八定律”，即位于前列的20%高水平教师往往十分出众，对他们的评价并不难，而占绝大部分的普通教师，却并没有很突出的优势，他们往往各有所长、各具优势，区分度不高，评价时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对他们的学术水平评价如何做到公平、公正、客观，且具有宽域下的操作性，这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 (2020-09-08 第7版 视点)